村 庄

在远古时代,随着器械的改进(例如有柄的斧头)、不经意的种子散播、家畜的驯养(首先是狗)、陶器的使用和编织的开始,农耕时代揭开了序幕。不过那时候的人类还是游牧民族,生活没有保障,充满了劳累、困乏和焦虑。渐渐地,在那些阳光和水源比较充足的地方,例如尼罗河两岸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们遇到连续多年的丰收。这些地方的有些人不再走动了,定居了下来。

可以想见,起初定居者与因循守旧的游牧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后者随时进行袭击、掠夺,但不作停留。于是,定居者慢慢地聚拢起来,以对付游牧者的攻击,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村庄,它是人类最初也是最本原的聚集地。

1971年初春,随着母亲工作的调动,我们从城南搬到了城东北,来到王林施村。王林施村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柑橘,除了原产于黄岩的早橘、槾橘和本地早以外,还种引进来的朱红和无核橘。无论如何,这次迁移,我们娘俩一起到了村办的王林施小学,终于有机会成为了校友。

记得母亲第一年教的是四年级,比我读的高一个年级。她是小学里唯一的公办教师,其他老师都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包括校长,他是一个瘸腿的单身汉,极富心计。可是,调皮的同学有时也会乘他不备,跟在后面模仿他走路的姿态,令人捧腹。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校长终于从远方的村庄娶到了一个媳妇。

多年以后,我在瑞士日内瓦湖湖畔一座叫拉芬尼的小村庄,度过了如梦如幻的三个星期。我和几位欧洲作家住在各自标签为大文豪福克纳、海明威、纳博科夫和加缪等下榻过的客房里,四周被无尽的绿色和鸟鸣所包围。这一经历无疑强化了我对村庄的概念,可是,我小时候的王林施村却连一片绿地也没有,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

小学校舍全是平房,东西和南北均不足百米,操场的一角有一个沙坑,上体育课时同学们用它来练习跳高或跳远。全校只有一扇门,没有传达室,却有围墙。没有喇叭,没有舞台,没有会议室,仅有的一个礼堂也是半敞开式的,每逢村里开大会,都要借用这个场地。做广播操时,体育老师吹着口哨或扯大嗓门喊,全校同学和老师都能听见。学校难得开一次运动会,即便开也没有中长跑项目,短跑比赛设在村头的石板路上。

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生活在真正的村庄,我的意思是与村民们住在一起,而在委羽山时村民和学校老师基本上是分开的。我们的房东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太太,她和村里多数人家一样,姓施。老太太的丈夫早已过世,有一对儿女,儿子在杭州工作,偶尔有五元十元的汇款寄来,女儿嫁在邻村,不常来探视。

施老太太的平房位于全村的中心,紧挨着晒谷场,和小学也只隔着一条小路和一座菜园子。三间平房总的使用面积大约有四十平方米。老太太住东间,我们母子住西间,中间是公共用地,包括门厅、灶台、餐厅,说是餐厅,也就一张桌子、几只方凳、一个碗柜和一口水缸。

说到菜园子,虽只有六七米长,两三米宽,却种了许多蔬菜。有青菜、茄子、丝瓜、南瓜,还有芥菜。因为老太太腿脚不便,菜园基本上由母亲料理。芥菜在南方并不常见,我们用来炒年糕,那味道很鲜美。还有腌茄子,爽口极了,这是施老太太的手艺,离开王林施村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过。而芥菜作为温州菜馆的一道特色菜,如今我在杭州也能吃到。

著名的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多卷本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举了“四大发明”以外,中国人率先使用而后传递到西方的一些工具和技术。例如,独轮车(比西方早九至十个世纪)、铸铁(早十至十二个世纪)、河渠闸门(早七至十七个世纪)、瓷器(早十一至十三个世纪)、弓形拱桥(早七个世纪)等等。

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李约瑟的书中还谈到我儿时在王林施村见过的一些东西,例如(后面的数字表示西方落后于中国的时间),活塞风箱(约十四个世纪)、风筝(约十二个世纪)、竹蜻蜓(约十四个世纪)、船尾舵(约四个世纪)、龙骨车(十五个世纪)、石碾(九至十三个世纪)、提花(四个世纪)。

这七项发明中,除了风筝、竹蜻蜓和船尾舵,其他恐怕已经或即将进入博物馆了。

我们用得最多的是活塞风箱,这是母亲和老太太炒菜烧饭时我干的体力活。木制的风箱除了活塞还有活门,它通过压缩空气产生气流,使得炉火旺盛。所谓的活塞其实就是一个能往返运动的厚木板,木板四周打了许多小孔穿入麻绳,捆扎上一圈鸡毛,起到活塞环的作用。木板在鸡毛作用下在箱中处于悬浮状态,既减少了木板运动时的摩擦力,又增加了气密性。

说起捆鸡毛,这是个巧活,要捆得均匀,量也要适中。好匠人捆出来的风箱,风力既大,拉起来也轻松。再来看活塞板,它与两根木拉杆连接,拉杆长度略长于木箱,伸到外面。通过连续反复推拉连杆使活塞木板在箱子里往复运动,产生的风力从出风口间歇吹出,那里有一个活门。

说到活门,那也是个很关键的零件,它是一块能左右摆动的薄铁片,设置在木箱内侧的出风洞口,相当于单向阀门。它必须保证,无论活塞板是推进还是拉出,都把风由内向外吹出。值得一提的是,炉灶上一大一小两口铁锅旁边,还有一个加盖的圆柱形空间,是专门用来加热洗脸水的。在没有供热系统的年代,算是一种聪明的节能小发明。

提花是妇女们做的活,施老太太虽说是小脚女人,牙齿几乎掉光了,却是个织布能手。她用的是梭子机,脚踏的机器靠几个两头削尖的长方形梭子把不同颜色的丝线织成带子。每个梭子用不同颜色的丝线,通常是蓝色、白色和黑色,织出来的大多是对称的线形几何图案,如长方形、三角形、棱形等的组合,很少有圆弧或其他弯曲的花卉图案。

施老太太不常织布,有人定做时才做活,印象里她织得最多的是婴孩背带。也就是说,当她织布时,意味着村子里又有妇女快要生孩子了。相比之下,我母亲的手就没那么巧了。她只会纳鞋底,虽然带着金属顶针防护,仍时常刺到手指,这时候我就用唾液去涂她手指上的血丝,村里人说那样能消毒。母亲也不大会织毛衣或手套,我的手因此每年都生冻疮,有时烂得吓人。

毛泽东在一首咏史词里写道,“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的确,在历史的长河里,人类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石器时代,直到青铜器出现为止,据说长达两三百万年。依照考古学家的分类,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代(有的甚至还分出中石器时代,以弓箭的使用为标志)。其主要区别在于,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而新石器时代则使用比较精细的磨制石器。

在20世纪70年代,当西方社会已然或正在现代化,中国农村的田间生产工具仍以铁器为主,而粮食加工和道路建设则停留在石器时代。需要指出的是,铁器时代是青铜时代之后的一个时代,在中国,其标志性生产工具是铁犁。

下面我要说的是石磨,它由两个大小相同的石头圆盘、一个碾轴组成,上面那个盘侧面连着一根木棍。石磨有两种,小的可以用一只手推动,主要用来碾碎黄豆。大的结构比较复杂,通过一个木架和绳子,把木棍和一根高悬的横梁连接,人们不停地推着它转圈。米从上圆盘中央的孔里流入,被碾成粉末。南方人吃大米,石磨并不常用。但在磨粉机普及以前,逢年过节必不可少,尤其是过春节,家家户户用它做年糕。

磨粉是第一道工序,起初,孩子们抢着推磨,但兴致头(黄岩方言,意为兴趣)维持不了太久,推磨需要毛驴一样的耐心。事实上,北方人使用石碾,真的会让毛驴蒙上眼睛代替人行走。他们依靠一个圆柱形的碾砣,在一个更大的石盘上滚动来碾碎粮食。

接下来,要把米粉放进蒸笼,这是妇女们干的活。蒸前先把米粉放在盆里,加适量的水,搅拌,放入糖、芝麻之类的,再用纱布包好。最后,要用到石臼,俗称捣臼,这是做年糕的第三道工序,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年糕好不好吃就在此一举了。

正因为重要,加上有断胳膊少腿的危险,大人不许小孩参与。捣臼时,一般需要三四个男子一起干,他们先把热气腾腾的粉团倒进洗净的石臼。一个有经验的男人蹲在地面,不断快速地用手翻转石臼里的糕团,并不时让手沾湿。其余的男人一只脚站在一块一米多高的石墩上,另一只脚合力踩踏与石板平行的一根木头,再迅速把脚移开。木头的另一头连着一个木槌,通过中间偏下的一个轴子,做上下往复运动。踩的人哼着号子,木槌砸在糕团上发出的声响传得很远,慢慢地,年糕的香味就出来了。

与踩年糕相似的是踩龙骨车,即木制水车,干旱时节村民们用它来抽取池塘里的水浇灌秧苗。戽水的木板用木榫连接成环带,由槽、梁、架、档、杠等组合构成,可以拆下来搬运。水车一般有二至四个脚踏,需要多人合力工作。因为危险性不大,这样的机会孩子们有时也能获得。

我第一次蹬上水车时生怕掉下去,把手和胸伏在杠上,两眼直盯着脚踏,和大人们不合拍,结果走得很累。后来在大人的指导下,我消除了害怕心理,用双手轻轻地扶着木杠,身体重心微微下移,脚步有序,才慢慢跟上节拍,但仍然比较费劲。

说了那么多石器和木器,现在该聊一聊金属器皿了。施老太太家有一个令我羡慕的取暖用的铜炉。至于铁家伙,我记忆最深刻的并非犁、锄头、镰刀之类的农具,而是铁环。这是一种铁制的圆形的空圈,原本是圈在水桶、脚盆甚至马桶上的铁箍。当木桶废弃不用后,就把它卸下来,再用粗铁丝做成一把带钩子的铁棍别住铁环,便可在路上驰骋起来。

当然,滚铁环也很讲技巧,从握手的姿态来看,与打乒乓球一样,分成直握和横握,通常横握时铁棍倾斜的角度更大一些。滚铁环的水准也有高低之分,不会滚的人走不了十米铁环便倒地,会滚的人又稳又快,即便拐弯时也游刃有余。以上这些,应是我对王林施这座村庄的物质记忆了。

(作者系黄岩籍作家、浙大数学教授,本文摘自他的书籍《小回忆》,三联书店,2020年8月)


来源:今日黄岩